2025年5月23日，由yl6809永利官网历史系主办、永利集团官网海洋文明与战略发展研究中心协办的“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亚洲史工作坊”在南光楼320举行。本次工作坊由我们历史系陈博翼教授主持，英国卡迪夫大学历史、考古与宗教学院詹姆斯·赫加蒂（James Hegarty）教授、我们助理教授黄肖昱博士、永利集团官网外文学院助理教授闫彩萍博士和永利集团官网教育研究院助理教授周颖博士作为报告人进行报告。我们助理教授林漫博士和博士候选人刘琪担任本次工作坊与谈人。我们多名师生亦参加了本次活动。
在陈博翼教授对本次工作坊召集人/主讲嘉宾赫加蒂教授进行了简要介绍之后，赫加蒂教授做了题为“被遗忘的而非被攻击的：所罗门·凯撒·马兰的《<箴言>东方原始语言评注》”（‘Unnoticed rather than attacked’：Reading Solomon Caesar Malan’s Original Notes on the Book of Proverbs，以下简称《东方语言》）的报告，对学界早已遗忘的传教士语文学家罗门·凯撒·马兰的生平、著述和研究方法进行回顾与介绍，并以此为铺垫引出本次工作坊的主题，即历史上东西交流中被遗忘的人与著作，供各位报告人和与谈人讨论。解析所罗门·凯撒·马兰离不开对其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工作经历的分析，赫加蒂教授首先介绍了所罗门·凯撒·米兰的家庭背景。马兰家族原本生活在法国普罗旺斯。法国废除《南特敕令》（the Edict of Nante）之后，为躲避迫害，所罗门·凯撒·马兰的曾祖父皮埃尔逃亡日内瓦。马兰之父亨利·亚伯拉罕·凯撒（Henri Abraham César）原是日内瓦教会（the Church of Geneva）内部久负盛名的神学家，然而因在布道中所讲“因信称义”（by faith alone）的观点引发听众不满而被停职。随后他脱离日内瓦教会，成为了觉醒运动（le Réveil）的先驱。马兰家族也因此具有“殉道者”、“不向多数低头”（non-conformist）、“思想者”（thinker of note）的家族传统。这样一种家族传统无疑影响了所罗门·凯撒·马兰的性格和学术品位。
随后，赫加蒂教授对所罗门·凯撒·马兰的个人成长经历进行简要介绍。所罗门·凯撒·马兰于1812年生于日内瓦。在拿破仑战争以及凯撒·马兰脱离日内瓦教会的背景下，马兰在家庭内接受教育。1832年，马兰受聘于特威代尔侯爵（the marquis of Tweeddale），前往苏格兰在其家中担任家庭教师。次年，马兰进入牛津大学圣爱德蒙学堂（St Edmund Hall, Oxford University）学习。1834年马兰与玛丽·莫托洛克（Mary Mortlock）结为夫妇，同年获得博登梵文奖学金（Boden Sanskrit Scholarship）。1835年马兰获蒲赛-埃勒敦希伯来文奖学金（the Pusey and Ellerton Hebrew Scholarship），并于同年毕业。1838年马兰接受主教学院（Bishop’s College）古典语言教职，携妻儿远赴加尔各答任教。在加尔各答他领受安立甘宗牧师的圣职并被任命为孟加拉亚洲文会秘书（Secretary to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1840年，马兰由于左眼感染不得不赴开普敦疗养，其妻儿返回英国。然而，玛丽在归国途中去世，马兰的健康状况亦未好转，最终在医生的建议下亦返回英国。1843年马兰迎娶富有的寡妇卡罗琳娜·赛琳娜·蒙特（Caroline Selina Mount）。1845年至1885年，马兰担任多塞特郡布劳德温德索尔（Broadwindsor）教区牧师一职。退休后他定居于伯恩茅斯（Bournemouth）直至1894年去世。
在介绍了马兰生平后，赫加蒂教授对马兰的主要著作《东方语言》及其研究方法进行了介绍与分析。《东方语言》一书是针对《圣经·旧约》第三部分《箴言》（mishle）的评注。《箴言》一般被认为是所罗门王及其弟子所著，包含所罗门王等人指导人们过智慧而正确生活的名言和简短教诲。赫加蒂教授向与会听众展示了《东方语言》一书的编排方式，即马兰在他的著作中首先引用一条或几条箴言，再引用、翻译东方语言中存在的类似的名言警句，最后加上自己的注释和按语。赫加蒂教授指出，目前存在的该书稿本与排印版两个版本在注释、译文、按语以及排列组织方式上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赫加蒂教授认为，马兰如许多传教士一样深受圣保罗影响。圣保罗将人的宗教层次进行划分，认为“自然的人”尚未领受基督十字架显示的神的灵（the spirit of God）。马兰在《东方箴言》中或明或暗地都延续这种观点，在教义和修辞上都将基督智慧与印度、中国和其他文明的智慧排比，用以说明印、中以及其他东方文明虽不缺乏复杂性，也蕴含着基督教真理的因素，但因为未接受基督教仍尚未到达犹太-基督教文明的高度，可以成为指向真理和人类精神家园的路标，但并不是真理和家园本身。
赫加蒂教授认为马兰的研究路径是一种“复合式评论”（composite commentary），是一种文本内部的论辩循环，但是并不总能解决箴言中术语与句式衍生出的关键问题。马兰虽然并不简单地搜寻犹太箴言与基督教智慧在东方语言中的对等物，而是创造一种复杂的“互动信仰”（inter faith），但当然存在浓厚的传教士色彩。马兰所搜集到的东方语言中的箴言并不是普罗大众所熟悉的哲学，而是他在所有文明传统中找到的证明上帝无所不在的证据。换言之，他找寻的不是终极文本而是终极事实，故赫加蒂教授将马兰称之为一位“以语文学反语文学学者”（a philological anti-philology）。
在赫加蒂教授报告后，黄肖昱老师进行了题为“中奥关系视野下的罗生特形象构建”（Construction of Image of Jakob Rosenfeld on Sino-Austrian Perspectives）的报告。黄肖昱老师首先介绍了罗生特（Dr Jakob Rosenfeld）医生的经历。罗生特于1903年生于奥匈帝国境内的伦贝格（Lemberg今称利沃夫，位于乌克兰），1928年获得维也纳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38年，作为犹太人受到迫害被遣送至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和布痕瓦尔集中营（Buchenwald Concentration Camp）。1939年，罗生特逃亡至上海，在上海法租界行医。在抗日战争中，罗生特医生成为新四军战地医生，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11月，罗生特回国寻亲，但发现亲属都已殁于大屠杀之中。1952年罗生特在特拉维夫去世。黄肖昱老师随后展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罗生特形象。与德国“克服历史/过去”的反思不同，战后奥地利存在“受害者迷思”，在对罗生特评价中丝毫不提罗生特的犹太人身份与被迫害的经历，只将其称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和中奥友谊的标识。中国方面将罗生特视为上海犹太难民中的杰出代表和伟大的共产主义国际主义者，试图构建一种全球社区的叙事。
在题为“家政福音化：亮乐月对‘Home Economics’的翻译与在华传教（1891-1931）”（Evangelizing “Jiazheng”: Laura M. White’s Translation of “Home Economics” and Preaching in China）的报告中，闫彩萍老师关注了美国循道宗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创办的《女铎》杂志对“家政”和“母道”的翻译与诠释。在报告第一部分，闫彩萍老师介绍了亮乐月的教育背景和投身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经历。亮乐月于1867年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1883年加入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1884年毕业于费城女子师范学院（the Girl’s Normal School of Philadelphia）。1890年受美以美会女子外国宣教协会（the Woman’s Foreign Missionary Society）派遣来华，开启其长达四十年的在华传教生涯。应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之邀，亮乐月在担任南京汇文女子中学（Nanking Huiwen Girls’ School）校长期间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份妇女杂志《女铎》，旨在开展妇女启蒙、消除性别偏见和培养杰出女性。在第二部分中，闫彩萍老师分析了《女铎杂志》对“家政”（Home Economics）一词的翻译，指出亮乐月在翻译过程中借用了儒家文化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以宣扬作为“女子天赋”的家政的重要性，这与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对儒学妇女观的认知截然相反。闫彩萍老师指出，在借用儒家文化翻译“家政”理念的同时，亮乐月也通过将该理念解释为“科学的母道”（a Scientific Mother-craft），试图使其科学化。在最后一部分，闫彩萍老师继续探讨了《女铎》如何宣扬“母道”概念。她指出亮乐月在宣扬“家政”的过程中同时引入了看似并不相容的进化论与神学理论，如将人类手足分化归为母亲怀抱婴儿，将之与圣母像相联系，并借用基督教福音派作家亨利·杜蒙德（Henry Drummond）的神学理论，提出中国妇女因未精于“家政”目前尚处于夏娃与圣母玛丽亚之间的阶段，将“家政”提升到神圣天职的高度。闫彩萍老师在总结部分指出，亮乐月对“家政”的翻译与诠释既有儒家思想，又有大量的基督教成分，同时还引入了进化论的内容。
周颖老师的报告同样关注中外交流中被遗忘的中间人。在题为“中国心理学‘本土化’的起源与发展”的报告中，周颖老师聚焦于心理学中国化过程中被遗忘的先驱——张耀翔，探究了张耀翔在西方心理学本土化中的努力。张耀翔早年就读于武昌文华书院 （Wuhan Boone Memorial School），后赴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系学习。在归国后，张耀翔以主编身份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业心理学期刊《心理》。发掘现存国内资料，检视国外新资料、在以上两种资料的基础上发展本国理论与实验是张耀翔为该刊物定下的办刊宗旨。随后周颖老师分时段具体探讨了张耀翔在心理学中国化方面的努力。1925年之前，张耀翔的努力主要集中在教育方面，如提倡在学校入学分班中采用心理测试改善智商分布，使用标准考试技术改善当时考试系统，使用美国考试技术测试国人识字水平，以及运用现代心理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中国古代人物性格与癖好。周莹老师指出这样的研究并未超出西方心理学的理论框架。1925年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尤其是五卅运动的爆发，张耀翔越发敏锐地感知到中国传统与现实对心理学的需求。在此背景之下，他重新提出“心理学中国化”的概念，将中国化的重心放在对中国本土的问题的研究，如简化汉字、青年烦闷和传统习俗中的科学因素等等。周颖老师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张耀翔在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有了更多的关注与同情，开始研究中国心理学史，将中国的心理学上溯到古代。她认为张耀翔构建的“中国心理学”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强调中国学者进行的心理学研究。在该层次中，中国学者的研究不仅仅是使用国外心理学理论或实验方法。第二层次包括翻译、改造、传播中国学者对于西方心理学理论与实验方法的运用。另一方面，周颖老师也指出，张耀翔也在逐渐发展心理学“本土化”的理念。张耀翔在此时对中国人心里经验的传统特性有着更深的认识，对中国传统有着更加正面的看法，如将算命视为有依据的推理而非迷信，认为科举在主题选举和方法论设上优于现代考试系统，在情绪与性格考察上可为现代考试技术的补充。张耀翔亦关注“面子”、“人情”等中国人生活的独特之处。在最后一部分，周颖老师将建国后出现的心理学本土化浪潮与张耀翔的努力进行了对比，指出20世纪60至80年代中国学界出现的心理学情景化运动中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张耀翔一直要着力解决的。
在本次工作坊的最后一部分，报告人、与谈人和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周颖老师向赫加蒂教授提出为何选取马兰进行研究，以及马兰的《东方箴言》一书为何会采取这样一种独特形式呈现的问题。赫加蒂教授认为，一方面马兰和其他传教士一样在语文学史中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另一方面，马兰的研究既不属于教会上层深奥的神学著作，又不属于面向普罗大众，因此十分特殊，值得研究。对于《东方箴言》一书的结构与形式，赫加蒂教授认为马兰是受了当时出现的多语种圣经的影响。出席此次活动的我们梁心老师向周颖老师提出民国时期出现了心理学是否是科学的争论，张耀翔在此次争论中是否有参加的问题。与谈人刘琪向周颖老师提出当时中国正在形成的科研管理体制和张耀翔在心理学中国化之间是否存在关联的问题。与谈人林漫老师认为闫彩萍老师的报告呼应了美国在19世纪出现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理念，黄肖昱老师和周颖老师的报告也都是精彩的微观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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